凉山新闻联播 | 段毅君会见四川能投集团董事长王诚

但需注意的是，若税务申报内容仅将课税基础的项目、金额以及自行计算的税额，通知税务机关，这仅属事实说明的观念通知而非意思表示。

行政指导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不具有强制性或拘束力。(二)监督执行行为 这是行政主体监督相对人遵守法律规范，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设义务，以及配合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为。

(28)这在我国因行政审批极为复杂而普遍存在，其中建设工程项目的审批尤为典型。法院认为，这不构成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李翠凤案[(2003)东行终字第33号]终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殴打行为是一种事实行政行为。(8)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720页。(5) 我国也重视法律行为理论，并注重讨论法律效果。

(4) 为了阅读流畅、规范案例引用和减少注释，本文对案例的引用新方法进行了探索。检查、监督和执行三者之间，有时很难加以区分。宪法为多元利益和价值的社会凝聚共识，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对每一个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和对违宪行为的坚决纠正。

认同宪法、遵守宪法就必须增强政党认同，必须坚持党在依法治国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将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有机统一起来。例如丹麦的宪法日主要是纪念1849年君主立宪活动，标志着专制政体的结束。世界上不同国家设立宪法日的原因与内容是不同的，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庆祝立宪建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还可以是启动实质的宪法实施机制，例如发布宪法解释案，做出典型的宪法裁判，公职人员宣誓就职等。以我国现行宪法为例，在其全面修订的过程中，就十分注重培育取得最大程度认同的观念土壤。

宪法日是公民基本权利清单的展现日，也是国家作出重要的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纠正违宪行为等刚性制度的契机。例如美国的宪法日定在美国宪法正式签署之日，主要是为了纪念联邦国家的建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例如挪威的宪法日就选定在脱离瑞典所属的盟国、取得独立的那一天。

二、国家宪法日与宪法共识的培养 设立国家宪法日是世界上多数实施宪法国家的重要制度安排。宪法第二章确立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以及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第三章规定的国家机构性质、地位、职权等，共同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价值目标与具体要素。从内容来看，宪法日既可以举行特定宪法仪式，例如游行、阅兵、国家元首发表致辞等。宪法序言同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公民义务部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这些都是宪法维护文明的整体性与连续性的重要制度安排。

1982年4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公布宪法修改草案，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历时4个月，累计1亿人参加。从另一方面看，也正是对于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认识不够的原因，我国出现过个人意志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悲剧，整个社会和民众也因宪法意识薄弱而无力对无法无天的政治局面加以抵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依宪治国关键在于有力推动宪法实施，确保宪法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指引，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制度框架和依据，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共识。

概括而言，我国现行宪法包含如下重要基本共识。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宪法序言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因此，认同宪法就必须认同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法律效力，任何人不得有超越宪法的行为，任何社会利益调整、改革方案厘定也不能违背宪法的精神与原则。从根本上说，设立国家宪法日是我国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它是通过不断展现宪法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共识来实施宪法，也是通过中国宪法生活的仪式、场景和程序来不断凝聚共识，增进国民对宪法内容的认同来实施宪法，从而确保宪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成为社会多元利益的底线共识，在保障公民权利和约束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始终成为国家的最高规范。设立国家宪法日，正是一种通过特定的时间、场景和仪式来培育宪法精神土壤的重要制度设计。

从历史经验来看，依宪治国的精神土壤至关重要。现行宪法为这条道路提供了最基本的共识：宪法序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根本保障。

宪法第五条进一步确立了法治国家原则：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宪法日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国家认同，增强公民遵守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自觉性。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最基本的法治共识，这些宪法成就需要通过特定的仪式和场景让国民感受、体会，知晓宪法对于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生态文明提供的国家基本制度保障，从而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更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凝聚共识，提供宪法需要的权威和引领作用。设立国家宪法日有利于体现宪法确立的人权保障和法治原则

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必然在宪法中集中表现计划经济的政治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但总体来看，它们在人们头脑中通常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思想意识。事实上，人大代表质询法院的合宪性早就受到学界的质疑，[3]而且还有证据能够证明取消人大代表对法院、检察院的质询正是1982年宪法的本意。这些做法或倾向实际上不是法律规定使然，而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人大制度观念或指导思想使然。各国的情况其实都是这样，没有哪个国家的国家机构组织体制是从中央到地方一刀切的。

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现行宪法通过后的第6天，即1982年12月10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准确体现了新宪法的规定，依照该法第16条和第33条，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代表，可以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这表明在我国，人大具有超越其他国家机关的崇高的宪法地位，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相比，其地位具有无可置疑的至上性。

3．确信逐步改变政治法律资源配置计划化的格局，扩大政治法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是我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与任何社会历史条件下一样，任何由政治、法律的原理和原则决定的东西都难免是空洞的，只有由经济力量和经济规律决定的东西才是过硬的、压制不住的，它必然在各个方面顽强地表现自己。

国家权力向行政机关集中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从1993年宪法第7条修正案通过并实施以来，16年过去了，我国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

就性质或基因而言，枝节只要源于根本，是从其根本派生出来的就行了，这样，根本和枝节就同属一个姓氏或具有同一的性质，不能要求枝节与根本一模一样。将人大制度看作是必须一刀切地统一实行的国家机构组织体制，减少了甚至完全否定了我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对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国家机构的横向职权配置模式加以区分和选择的可能空间，因而势必降低我国宪定国家机构组织体制的适用弹性。国家权力过度向行政机关集中导致了行政级别本位的法制观念和行政权主导型的人大制度观念。所以，由计划经济的特点所决定，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活动的主体首先和主要地只能是行政机关，因而行政机关必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处于国家机构的中心位置。

过去人们常说，计划经济是权力经济，这话有些道理，但不确切。这种物质财富或财产占有关系及其实际状况造成了国家权力的恶性膨胀，极大地挤压了权利的生存空间，同时还催生出许多荒谬思想观念，如权力无际、权力无边、权力包管、权力万能、权力无上、权力无错、权力尊严、权力行为天然合理、权力求拜等权力情节。

推进包括司法体制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首要的要求是解放思想，实现人大制度理念更新。该法第86条、第88条、第90条、第92条的有关规定，在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合法性审查权和撤销权的同时，事实上完全排除了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在这些方面依宪法本来可依循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路径获得的一部分职权，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其所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的有关条款的合法性进行具体审查的职权。

人大至上观念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组织体制的正确反映，但不可以离开特定层级无条件强调人大宪法地位的至上性。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